编者按：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想必有许多读者朋友是在回家的火车/地铁/出租/公交上刷到这条推送的。你们或许刚刚经历了一场或兴奋、或满足或失望的旅行。随着疫情管制的放开，从今年上半年起，“特种兵式旅游”就成为了出行旅游的重要样态：三天去五个城市，一周内速通五岳，大家背起行囊不断地奔波，试图在可供喘息的每一个假日里用不间断的疯狂旅行找回丢失的三年，丰富自己的人生。
然而，旅行这回事却并非多多益善。你是否在长途旅行后感到疲惫、不适，甚至在酒店中感到局促不安？这让我想到诸如《闪灵》这样的著名恐怖电影，其开头也是失意的男主人公为了平复内心的煎熬，决定去乡下的旅店写作并修复自己的人生，结果去陷入了终极的疯狂。而即将要呈现的文章也旨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旅行本应让我们感觉更有活力，为什么酒店房间会让人感到如此孤独和绝望？”
特种兵旅游后，你也患上“酒店忧郁症了吗？”
作者简介：苏珊娜-琼森（Suzanne Joinson）是一位英国作家。她的第一部小说是《女自行车手喀什指南》（The Lady Cyclist's Guide to Kashgar，2012 年），她的游记和非小说作品曾刊登在《时尚》（Vogue）、《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和《星期日独立报》（Independent on Sunday）上。她现居苏塞克斯郡的沃辛。
文章翻译由王抗完成。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在我的人生中，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待在酒店房间里。一个月内从上海到都柏林，途经维尔纽斯和罗马，然后重新进入一段旅程循环，这成了家常便饭：雅典、新西伯利亚、吉隆坡。我独自一人前往这些城市，到了那里，我必须站在舞台上，或坐在小组讨论席上，滔滔不绝地说话、演讲。在倒时差和忙碌的一天结束后，我回到酒店房间，客房里的迷你吧有时有货，有时没有。空调有的嘎嘎作响，有的干脆罢工，不工作，或因为温度固定而调得过高或过低，这时我只能我躺在大床上，枕着梆硬的枕头，听着隔壁的电视或走廊里陌生人的窃窃私语，试着放松一下。我在莫斯科一家名为“蟋蟀”的酒店住了一个月。在欧洲国家，我住在窄小的三星级酒店里，而在中东，我住的总是大型连锁酒店：喜来登、雷迪森或希尔顿尼罗河酒店。有时，我会根据当地的优惠和住宿性质，选择入住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或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小说中标志性的殖民地风格酒店：耶路撒冷的美国殖民地酒店（American Colony）、伊斯坦布尔的佩拉宫（Pera Palace）或孟买的泰姬陵宫（Taj Mahal Palace）。从 20 多岁开始，我像这样旅行了十年。有时我单身，有时我在谈恋爱，这种永恒的短暂很适合我。有那么几年，我觉得旅行很有趣，但突然间就不那么有趣了。到达酒店后，我喜欢在酒店的游泳池里游泳，洗去长途跋涉的疲惫。我穿着松软的酒店拖鞋，穿过一排排一模一样的门，在浴袍的包裹下几乎一丝不挂，既私密又暴露。泳池里总是空无一人，我一摘下眼镜，就再也看不见假棕榈树的边缘和通往按摩浴缸的台阶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游泳仪式对我很有帮助。我将洗去伦敦的我，成为一个光鲜亮丽的、全新的世界公民。但某一次，在经历了 18 个小时令人晕头转向的旅程后，我仰面漂浮着，在所有泳池中的化学物质和水的托举之下，听到脑中闪过一个奇异而明亮的声音，它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建议。它说，我想死。这声音平静而又理性，与瓷砖上闪烁的反光、拍打的水声、桑拿房里的水滴声、大楼里其他地方水龙头开着的声音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我翻过身，开始一阵缓慢的蛙泳。它说“下去”，于是我闭着眼睛在水下游动，直到我碰到泳池边缘，就像我想象中鲨鱼可能会用鼻子顶住船舷一样。下一次，这声音变得更强；再下一次，又更强了。这是一种坚持不懈、合情合理的内心独白。我在哪里？随机的游泳池，随机的国家。我在这里认识谁？谁也不认识，真的。谁会想念我？真的没人。那就下去吧，到氯蓝色的池子里去，放手吧，一个毫不含糊、理性得让我害怕的声音说道。一个人不应该经常在一周内同时出现在亚洲和非洲；世界不应该以这样的速度被穿越。这让我手忙脚乱，无所适从；更糟糕的是，这对我造成了伤害——我自我主体的某些核心要素正在被侵蚀。然而，我还是这样做了。我会是那种在最后时刻也要赶上航班的女孩，每当我回到家，稍稍在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Brixton）的合租房里有所停留，我就计划着再次出远门。当我在回家的路上爬出出租车，或拖着行李箱走向家门口时，我会想起让·里斯在《早安，午夜》（1939 年）中写道的那些句子：“在夜中往回走。回到旅馆。总是同一家旅馆……你走上楼梯。总是同样的楼梯，总是同样的房间。”我的生活在循环往复地寻找新的东西，但实际上只是在兜圈子。酒店房间的镜子、门、锁、阳台和浴室都成了“去另一个世界”过程中的活跃道具和环境。
大脑中有一部分叫做海马体，在许多方面，它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但它被认为是一个人体内的导航仪。它是记忆和自我定位之间的交汇点，它不仅仅关涉地理情况和在地位置——尽管它确实在处理这些问题，将地标性物体与图像联系起来，以了解室内或室外的种种风景——而且还绘制情感地理图像，如未来的目标和愿望以及如何实现它们，或记忆序列，或我们私人叙事的系统化结果。它是我们了解自己所处位置的方式，也是我们将自己融入他人视角的方式。研究发现，抑郁症会对海马体产生抑制和扭曲作用，从而使我们迷失方向。我不知道是我的海马体导航被过多的旅行压抑了，还是我在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逃避亲密关系和任何稳定的家庭生活，以至于精疲力竭。不管是什么原因，酒店的建筑风格，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标志物——钥匙卡、长长的走廊、叮叮当当的服务铃——所引发的自杀冲动越来越强烈。10 年来，我一直漂泊不定，徘徊在一个由临时租住的房间构成的 "家 "和一个人来到伊塔洛·卡尔维诺式的“无处不在”的城市这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之间。我很孤独，越来越孤独，在镜子的另一面徘徊，却不知道如何阻止它发生。在密集旅行的最后一年，我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唯一的办法就是通宵看书，如果是在适合午休的国家，就在午休时补觉，或者在准备晚上活动之前的午后时间打盹。在这些难熬的夜晚，窗外的陌生城市常常显得过于空旷，而又人满为患，我发现自己开始阅读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以及他们与城市、旅行、逃亡和酒店房间之间的关系。在凯瑟琳-康利（Katherine Conley）的著作《自动女人》（Automatic Woman，1996 年）中，我读到了德国艺术家尤尼卡·祖恩（Unica Zürn，同为艺术家的汉斯-贝尔默（Hans Bellmer）的伴侣）如何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因为在柏林的一家酒店房间里打碎了窗户玻璃而被关进精神病院。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的缪斯“娜佳”（Nadja）也因在巴黎一家酒店的“古怪行为”而被监禁，而我对其作品着迷的、出生于英国的艺术家兼作家莱奥诺拉·卡灵顿（Leonora Carrington）则因脱光衣服与马德里丽兹酒店的工作人员对峙而被捕并被关押在一家诊所里。莱奥诺拉·卡灵顿的作品，Two Children are Threatened by a Nightingale这三位女性都是在酒店房间里精神崩溃的，这并不令人惊讶。对于这些与超现实主义有关联的女性来说，酒店房间的镜子、门、锁、阳台和浴室都充当了她们“走向另一个世界”过程中的道具和背景，而在她们的生活中，这一过程不断受到男性艺术家的鼓励和剥削。超现实主义者痴迷于与无意识的邂逅、与疯狂的狂欢，而最常见的情景是女性被推入或选择跳入兔子洞，而她们的男性同行则在一旁观望。正是通过女性打开的大门，男性超现实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达到一种纯粹的精神自动化状态——换句话说，艺术不受理性、道德或美学界限的限制——而酒店房间往往是这些实验的完美舞台。为了让幻觉发生，
祖恩故意将自己安置在匿名的房间里
尤其是祖恩，她是悖论式的他者的完整体现，占据了一个完全边缘化的空间。她会走到贝尔默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她不仅仅是贝尔默的缪斯，还是他制作的、真人大小的未到青春期的玩偶的化身。祖恩曾三次精神崩溃，每次都是在她离开与贝尔默在巴黎的合租公寓，或离开与前夫生下的孩子，自己住进一家酒店时。（Unica Zürn，6 July 1916 – 19 October 1970)）在她的自传性书写中，祖恩写道，酒店房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空舞台，几乎漆黑一片，[它]出现了，不像是幻觉的产物，而更像一张构成了人的中心的、清晰的画面...... ”她写道，诱因是透过酒店的窗户看到了与童年创伤有关的幻觉：她 15 岁时，家里的房子连同所有物品被拍卖了。这意味着她所熟悉的家庭、童年以及她自身的某个基本部分遭到了根本的破坏。祖恩被疯狂所吸引，并接受了它，她故意将自己安置在匿名的房间里，以便让幻觉发生。她穿越了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边界，与房间和房屋有关的图像就是例证。她写道：这所房子沐浴在翠绿色的灯光下，变得透明。透过墙壁，她可以看到里面。屋内，她看到了石头寺中的印度佛像，黑色天鹅绒背景上用金银线刺绣的中国大龙，散发着金色、红色和绿色光芒的阿拉伯神灯。房内的形象很短暂，墙壁再次合拢。门又关上了，整个房屋，甚至房屋最初出现时的翡翠色仙光，都融化了。
几年后，也就是 1970 年，她又经历了一轮幻觉，然后猛然回到现实，在巴黎的一个阳台上跳楼自杀。我有一批酒店抬头的信纸，我用它来给别人写便条，而不是寄明信片。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一生都在旅行，对酒店并不陌生，她曾在酒店信纸上画过素描。其中一幅画的是她在纽约默里山酒店（Murray Hill Hotel）的房间，她所捕捉到的空间给人一种幽闭恐怖的感觉。在《监狱中》（1938 年）这篇小说里，她写道：“我现在的酒店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与监狱生活相提并论，我相信：有走廊，有牢房，有相互之间没有关系的庞大人群，他们带着不同的目的来到此处，为此地带来了活力，但也展现出巨大的差异。”酒店体验可以归结为房间：受限制的空间，既是你个人的，又不是你个人的，像牢房一样，是一种禁锢。乔纳森·埃利斯（Jonathan Ellis）在《伊丽莎白·毕晓普作品中的艺术与记忆》（2006 年）一书中写道：“对毕晓普来说，贴有壁纸的房间总是难以让她安顿下来，因为它们与童年的恐惧有关”。就像尤尼卡·祖恩从酒店的窗户望出去，看到她家的房子被拆毁一样，我终于意识到，无论你跑多远——也许是跑到宇宙边缘的酒店——你住的房间总是贴着童年恐惧的墙纸，半明半暗的浴室总是像是有鬼魂出没。我返回到有海鸥飞翔和破旧旅馆的海边，
努力让自己平静地站在原地
在旅行中，我的不安感越来越强烈，因此我试图从家里带些东西来让自己感到踏实。但我很快意识到，除了书籍之外，我没有任何有个人意义的东西，仅这一点就让我感到悲伤，并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怀疑。每当我接触到国际酒店的家具和设施时，我就开始感到恐慌：特意设计的普通大堂、宽大的前台。甚至连酒店的餐厅和楼梯间也开始让我感到焦虑。一种被困感、幽闭恐惧症和妄想症，但最重要的是，一种强烈的迷失感：我在哪里？我到底在哪里？我全身的血液、肌肉和骨骼都在不停地呼呼作响，试图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许是我大脑中的海马在翻筋斗——结果，我产生了一种永久的、可耻的溺水感。我决定停止旅行，暂时待在家里。我放弃了国际工作，决定静下心来写作。我最接近于待在家里的方式就是在肯特郡马盖特的一家酒店里当作家，我打算在那里把自己关起来，完成一部作品。我想，留在英国会让我更安全、更清醒。没有酒店的游泳池，不会再因为时差的裂缝或时差带来的幻觉而迷失自我。在我潮湿的小房间里，俯瞰着灰色的大海和荒凉的海滨大道，我开始绘制地图，我觉得这些作家和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早期超现实主义者的努力；他们是无名酒店房间里的夜之女王。从莱奥诺拉·卡林顿到让·里斯。从让·里斯到艾米·怀恩豪斯。从艾米·怀恩豪斯（Amy Winehouse）到特蕾西·艾敏（Tracey Emin），马盖特最伟大的出口商品，她童年的家是马盖特的国际酒店，一家由她父亲经营的海滨酒店。对于年轻的艾敏来说，那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这在她的艺术生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艾敏的作品之一名为“国际旅馆”（1993）的被子，上面有手绣的字，是用她生活中的织物和材料做出的。在2005年接受卡尔·弗雷曼（Carl Freedman）采访时，她谈到使用常见的空间，使用缝制的材料、毯子、帐篷重新制作玩偶之家。有人问她：“你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觉得像玩家具的小女孩吗？”她回答说“可能吧”。“你陷入过去不能自拔？处于自我中根本无法摆脱吗？”她回答说：“或许我是试图把家恢复原样。”我在英国南海岸一个破旧的海边小镇长大，离艾敏的马盖特并不远。我想尽一切办法逃离这里的礁石、恶劣的天气、褪色的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式酒店，在那里我做过暑期工，为龌龊的酒店老板当服务员，为年迈的老太太端冰淇淋。多年来，我一直把这条白垩色的荒凉海岸线和海鸥的叫声等同于死亡：世界的尽头、时间的尽头。我尽可能多地环游世界，但正如让·里斯（Jean Rhys）发现自己不断回到同样的床——“命中注定，她又回到了她的起点，回到了这间布卢姆斯伯里的小卧室，它和她近十年前离开的布卢姆斯伯里的小卧室一模一样.……”我感到自己再次生活在类似的海边小镇，依然破旧，离伦敦很近，离盖特威克（Gatwick）机场很近，可以沿着洒满乌贼鱼骨头和干鱼籽的海潮线散步。我现在生活在接近海边的地方，这里散落着如百丽景观酒店（the Belle View）或大海之光酒店等旅馆。从窗户处瞥一眼，我就想起伊丽莎白·毕肖普轻蔑列举的旅馆“装饰”清单：“没有吸引力的壁纸”和“土耳其地毯”。最后，为了维持生命活力，我放弃了迷人的旅行工作。我不再假装伦敦或任何别的城市是我的家，我要返回到这个气候和有海鸥飞翔和破旧旅馆的海边，努力与静止不动达成让人不安的宁静。当我现在回想起我生命中的那段时光，那段令我惊讶而又勉强存活的螺旋下坠，完全是与酒店的符号联系在一起的。我问自己毕晓普的那句名言：“我们是否应该呆在家里，无论家在哪里？”我的回答是，我不这么认为。我并不后悔所有的出走，但我确实更加了解旅行的风险。我现在有了几条原则：不要去太久，一定要回来，一定要拴住动物、孩子、房子或丈夫，任何可以依附的东西都可以变成锚。当我回忆起那些大酒店的游泳池，以及所有相关的象征意义……无意识、封闭和束缚——我想象自己在仰泳，随波逐流，我不再害怕轻飘飘没有重量的感受。它不像下沉或即将溺水而是简单地顺水漂流。本文出处：https://aeon.co/essays/why-is-the-hotel-room-a-place-of-such-lingering-despair
文章采编：王抗
排版：初尧
审核：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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